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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今天出门比较早，到马连道附近的迪欧咖啡时，人还不是太多，竟然还有几个靠窗户的位置供我挑选。当我坐在窗户边时，阳光打进来，窗外的街道白花花的，车和人乱作一团，感觉一下子浮躁起来。于是再次回到上次坐过的地方，那是一个紧靠墙壁的位置。墙上有一幅巨大的油画，油画上是郁郁葱葱的树，繁华如雨。树下的空地上落英缤纷，有马车辗过去的痕迹。因为这痕迹，我觉得更显幽静。
人的感觉就是这么奇怪。比如靠窗的位置一直是我的首选。乘飞机的时候，我会在换登机牌前要求靠窗的位置，在坐大巴的时候我也尽量要求靠窗户，平时在家里，我最喜欢呆的地方就是阳台和飘窗，现在想来，以前上学的时候，我基本上也一直坐在窗户边。原以为这是每个人都有的喜好，但是我问了好多人，有一多半并无所谓是否在窗旁。
窗户有什么好呢，就是因为它外面有风景。它让我们对身处的环境和位置浑然不觉，想到一句广告词：身未动，心已远。它为我们思想开小差提供了流动的载体。是漫长的逼仄的自身环境里的心灵救赎所在。前段时间重温英国作家福斯特那本薄薄的《看得见风景的房间》，觉得作为人如果没有一扇窗户，活着基本上就没有什么意义了。如果关在鲁迅所说的周边没有窗户的黑房子里，我恐怕连彷徨的心思也没有了，我也许会真的去呐喊，但是呐喊注定会消于无形，被厚厚的墙壁所吸收，被黑色的空气所诋毁。
但是今天，我终于坐在迪欧的窗户旁，却觉得，其实人在某些时候是逃避窗户的。这种状况也发生在其他的任何领域，我们可以去联想，而我首先想到的是王小波。他活着的时候，从中国文学界的房间里寻找到了自己的一面窗户，他把头伸出窗户，哼起了小调。房子里面的人听到了，认为他很下流，在哼黄色小调。他有时候高声歌唱，房子里面的人就说他发出的是五音不全的怪叫，像二流子一样。他的蓬松的头发被窗外的风吹得不成样子。房子里的人确实应该恼怒，因为他把头颅伸到窗外，却用屁股面对他们，于是，有人趁他不能回头狠踹其屁股。
之所以突然想到王小波，是因为4月11日是他去世10周年的日子，网络上到处是纪念他的文章。中国文化界向来有一种习惯，通常纪念死人，却借题发挥地表达着活人的意见。死人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个工具。活人怀揣各自的想法，鼓动自己的舌头和指头，名曰纪念。其中最不堪的是，有的人总是生拉硬扯和死者搞关系，牵强附会的套近乎，恨不能死者的死都能与八竿子打不着的自己有关系。关系是什么呢，我们说，万物都有关系，只要你去联系。太平洋彼岸的一只蝴蝶煽动了一下翅膀，通过各种千丝万缕的联系，此岸的股市都会出现震荡，如果考虑到这种关系的话，去年起中国股市的红火很可能是美国的几只蝴蝶在作怪，它们居功至伟，大家快去捕捉吧，捉到后，先开一个新闻发布会，再给它们拍几套写真集，之后炒作几次绯闻，并且为它们杜撰一些神秘莫测的身世之谜。如此这般，它们就马上跻身于名流，后半辈子它们就经常会大言不惭的到处宣称：我是中国股民之教主。
看看，这种胡乱联系会弄出多么匪夷所思的笑话呢。
我在想，王小波的死如果不是被谋杀的话，就还是让他自己负责吧，不要因为人家有童趣就认为是不具备完全法律责任的未成年人，如果有人实在想与他的死套上关系的话，那么，就起码应该为此负责，不是刑事责任的话，还有别的责任吧，责任不对生者履行的话就要为死者补偿，拿什么补偿你，小波。
呵呵，是不是过于刻薄呢。抱歉。
王小波爬在窗户边看风景，看风景的人却在下面看他。就如潘金莲在窗户边看风景，却成了街上的西门大官人的风景。10年来，在王小波的窗户下聚集了形形色色的人，他们有的说自己是王小波门下的走狗，有的说是精神同志，搞得窗外喧闹异常。我想，读懂王小波文字的人，不会无视他旷世的孤独。此情此景，他估计不愿意再把头颅伸出窗外了。而他回到房子里，和那些“大多数”一起生活和写作，会是什么样子呢？所以，我突然在想，假如王小波活到现在，他只有三条路，一是从窗户跳下去自杀，二是变疯，三是蜕化为招摇撞骗的“知道分子”。
今天，许多还俗的文化名人，到处靠贩卖自己的那点老资本而装扮成全知全能型的公共人物，有时发表点出位的言论，哗众取宠一下，面对自己的朋友就自嘲说“大隐隐于市”。王小波若在，他会何去何从，如何选择呢？
我们经常感受到，在今天的社会，选择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比以前更为难过的一件事情。选择首先是精神活动，却要直接作用于现实处境，如果现实纷繁复杂，诱惑很多，那精神会高度紧张，备受煎熬。抬起头看一下我们的生活，够复杂吧，诱惑够多吧。呵呵。趋利避害是选择的初衷，而很多时候选择的结果总是事与愿违，这加剧了选择的痛苦，何况先前的选择本身就已作出了舍弃。
说到这里，我突然又想起一件事情，这件事或许可以推翻我对“选择必然有舍弃”的这种老套判断。想起前天，我与一个作者去安贞桥附近的上岛谈事情。我们邻座是一对男女，大约37岁左右的样子，刚开始，他们面对面坐着，高声谈论着各自的公司，谈论自己在工作中的一些事情，声音之高，覆盖了上岛的音乐。后来，女士起身去了趟洗手间，回来后就坐在男士的沙发上，两个人开始谈论各自的家庭，间或男士的孩子打来电话要他带去公园玩，男士说，你再看会儿动画，或者说再玩会电子游戏，后来和孩子开玩笑说，你比你妈查岗都严。再后来，这位女士和男士就拥抱在一起了。他们斜靠在沙发里，沙发背挡住了我们的视线，然而，他们前面沙发上的一位男士总是不时地站起来接电话，接电话的时候还走来走去，有时向他们瞟一眼。朋友和我开玩笑说，接电话也没必要非要站起来吧。所以，我们推测，这位男士是，项庄接电话，意在窥探。
讲这个事情的意思是说，这两个各自有家庭的男女，竟然能在不发生舍弃的情况下和谐的作出选择。和谐社会也能这样建构啊。他们那么坦然地爱着自己的家庭，又那么坦然地在公共场合调情。这个场景，让我的那个作者朋友受不了，他当时的评价是：诚如李银河所说。
说来说去又绕在王小波身上了——李银河是王小波的夫人，不谈论她了。
许多时候可以畅所欲言的，许多时候却是欲言又止，一些场合，为了某种禁忌，或者出于礼貌，我们言语嘎然而止。当然，很多时候，也是因为谈论的对象乏善可陈，让我们的言语也了无生趣。
生趣。生活有趣吗？大多数时候没趣，因而似乎也单纯，一个朋友的小说里有一句话：活着就是活着，活着就是生命的全部目的。够单纯吧。但如果真是这样，仅为活着，我目前还想象不到有什么趣味。池莉有个小说的名字叫“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”，说的是庸常市井人生的趣味，我倒是非常喜欢这种生活。走到国贸大厦觉得富丽吧，坐到海边觉得美好吧，在咖啡店里发呆觉得闲适吧，可是，这些都会给我们不真实感，让我们产生一些幻觉。然后，当我们走在狭窄的街道里，里面有很多大大小小的饭馆，有水果摊，路上或许也脏兮兮的，这种时候，我们会有踏实的感觉，觉得这就是生活。也许因为此，我非常喜欢市井习气浓重的城市，比如武汉，重庆，喜欢武汉的汉正街，喜欢太原的柳巷。这段时间，我又发现了一个地方，是安贞桥一带的某个小街道，里面是一个市井小社会，别有风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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